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，是十九世纪末的事。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，并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著作的片断。据目前查到的资料，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主要经济著作《资本论》的，是发表在1899年4月《万国公报》第132卷上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蔡尔康二人合写的《相争相进之理》一文。另有一说是1899年2－5月，李提摩太在《万国公报》上发表用中文节译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著的《社会的进化》，译名为《大同学》。稍后，梁启超于1902年在《新民丛报》第18号上发表《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》，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概略的介绍。
“五四”以前对马克思经济思想作较为详细介绍的当推朱执信。他于1906年在《民报》上发表的《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》一文对《资本论》一书作了相当切近要义的介绍。同一时期，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到过马克思的著作。
1919年5月，李大钊主编的《新青年》第5期发了一个专号——《马克思》号，用以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。在这一期《新青年》上，李大钊发表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和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》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《资本论》的主要内容。他分别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、资本理论，生产价格理论及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。之后，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1922年第9卷第3号和第6号上发表的《社会主义批评》和《马克思学说》两篇文章中，对《资本论》也作了较详细的介绍。他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。
1920年3月，在李大钊的倡导下，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了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，积极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书刊，1920年8月，上海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发起人之一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正式出版发行。这是马克思、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。1920年10月，《国民》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译载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。这是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《资本论》一书的部分中译文。此后一些阐述介绍《资本论》的通俗读物也开始中译刊载或出版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考茨基的《卡尔·马克思经济学说》，介绍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。
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得更为广泛了。党的第一个出版社——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“马克思全书”计十五种。后来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，实际只出版了三种：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工钱劳动与资本》和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。那时，曾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地下秘密从事《资本论》的翻译工作，如郭沫若、陈启修、侯外庐和王思华、吴半农和千家驹等，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的愿望未能实现。第一次把《资本论》全部译成中文的是郭大力、王亚南二人。他们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况下，艰苦奋斗十余年，终于在1938年9月出齐了《资本论》三卷的中译本，并翻译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。
当时一些经济学人开始运用《资本论》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旧中国的经济状况，剖析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基础。如王亚南的《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》，许涤新的《官僚资本论》等。一些大学里的教授利用大学讲台，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，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。在延安，《资本论》及有关书籍成为各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必读参考书。党的出版机构——解放社，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从1938年起，出版了一套“马恩丛书”。全国解放前夕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为了系统地翻译马列著作，党中央于1953年初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。编译局陆续完成了卷帙浩繁的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、《列宁全集》和《斯大林全集》的翻译，还编辑了各种选集和专题文集。《资本论》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时期，学术界以《资本论》为指导，探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问题。《资本论》的教学工作也受到高度重视。王亚南、郭大力、王学文等曾在各高校讲授并都有研究《资本论》的论著。他们对普及《资本论》和培训党的干部起了重要作用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工作，《资本论》研究工作空前活跃，很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都组织力量钻研《资本论》，各地《资本论》研究会、研究小组也相继建立，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忌辰，国内长期从事《资本论》教学与研究的专家与学者撰写了一套《〈资本论〉研究丛书》，内容涉及《资本论》研究领域的一切主要方面。主要包括关于《资本论》原理及手稿的研究，关于《资本论》的结构、逻辑、方法、创作史的研究，关于《资本论》中的哲学、文学、数学、管理科学的研究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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